莫言获诺奖引发中国式道德狂欢 ——2012年中国文学的“兴奋点”

2013-01-13 12:55

莫言获诺奖引发中国式道德狂欢

——2012年中国文学的“兴奋点”

 

程美信

 

　　中国社会始终不乏雷锋式的偶像崇拜，这根源于每个人都活得平庸苟且，如同行尸走肉，但又急切地希望有道德圣人横空出世，改正整个是非不分、万马齐喑的大环境。然而，这种片面化的美好道德诉求往往难以兑现，于是便转化为一种极端刻薄的社会怨恨，人们因此习惯用自己难以履行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坐了大半辈子牢房的*，在国际社会的不懈努力下才去到美国，可有海外民运人士却认为他不该转投西方世界，就算死也应该死在国内监狱里，从而竖起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面精神旗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道：“光看中国政府在宣布得奖前后对这个诺贝尔奖的兴高采烈，我们得以判断，颁这个奖是为讨好共产政权，因此不值一提。”事实上，不论是莫言的小说作品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丝毫没有　讨好任何一个政权的意思，而现实中的瑞典文学院和在中国生活的作家们，却不可能跟共产政权彻底划清界线。

　　在批评者看来，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获得2012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是对曾获得该奖项的世界文学大师们的亵渎，因为莫言不但长期混迹于中国权力体制内，还亲自抄写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化专制进行歌功颂德。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人，只能做胆小怕事的顺民，因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法则，莫言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最大过失在于未能成为人们期待的“俎上肉”，而是极为小心翼翼的生活着。不论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还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讲故事，莫言的一言一行始终保持一种滴水不漏的谨慎姿态，这种懦弱已成为他性格里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正如大部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强势的政治权术，不是主动迎合便是明智规避，此外没有更多选择。然而，莫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用文学讲述这一切，包括表达他内心对专制极权的憎恨抵触。但在现实中，他是一个被绑架者，必须保持一种逆来顺受的圆滑姿态，否则，对他本人及其家人都是极不负责。
　　从文学的伦理精神立场来看，莫言缺乏世界大师所应该具备的道德人格魅力。然而，在一个文人统统被阉割的国度里，莫言的暧昧不清中充满着反省的理智、反叛的冲动和历史的情怀，这表现在他用夸张荒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中国人的苦难故事，赋予了未来一粒希望的种子。尽管机会主义充满势利而懦弱，但它又是一种人性的本能体现，特别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没有人能够置身恐惧之外，哪怕手握权柄的独裁者也未能避免。莫言讲述的故事，充斥着恐怖构成的现实怪圈，他用夸张的叙事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规避权力造成的伤害。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在奖赏莫言的胆小怯懦，而是评委们理解了一个中国作家的艰辛、无奈和恐惧，他们更多的是看到莫言在用夸张手法为他自己及其他生活在政治恐惧中的人们招魂壮胆。

 

1、世界末日下的瑞典文学院

　　每年诺贝尔奖公布期间都会触发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这根敏感的神经，但是，自从达赖喇嘛、高行健和*获此殊荣之后，中国官方对诺贝尔奖开始越来越不耐烦。然而，中国民间对诺贝尔奖的兴趣却丝毫未减，反而逐年激增，原因是互联网把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变成了世界瞩目的公共话题，中国情况也不例外。早些时候，有两家海外博彩公司曾将莫言列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排行榜，分别排名为第一和第六，这意味着莫言的小说作品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播量，成为海外文学研究机构不可忽视的当代中国作家。

　　2012年10月11日，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年度文学奖时，这一消息立即在中国国内引发举国沸腾，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一改过去“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的调门，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我们对莫言先生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欢迎世界各国朋友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优秀中国文学的魅力。”

　　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在第一时间致信中国作家协会高调祝贺莫言获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希望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外交部和政治局常委对莫言的高度肯定无疑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直白的说，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凡是得到官方表扬的中国作家，在政治和人格上必定不是什么“好鸟”，瑞典文学院首当其冲，自然成为中国人嘴里“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嫌疑者。或者说，只要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人沾边，瑞典文学院横竖都是躺着中枪。只是这一次火力不是来自中国政府，而是来自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不从文学立场置疑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是基于获奖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立场，理由是莫言作为一位长期混迹体制内的作协官员，他曾亲自抄写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献媚讨好执政权力，还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为配合官方抗议中国流亡作家走上主讲台而离席退场。在他们看来，这些就足以表明莫言没有资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流亡异议作家余杰甚至告诉德国之声电台，称莫言获奖是“文学奖史上最大丑闻”，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个抄写毛泽东延安演讲稿、赞美毛泽东的作家，竟然也可获奖──毛泽东屠杀的人数甚至超过斯大林和希特勒。”余杰还在与古川、北风、夏业良等人联署的公开信中批评诺贝尔奖评委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

　　有人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归结为私下行为的“肮脏交易”，认为评委马悦然不仅是莫言的朋友，还是莫言小说的主要翻译者，莫言的获奖势必使马悦然从中获利。这种传言在中文网络上一时天盖地，它无疑表露了一个腐败社会国民的普遍猥琐心态。面对网络上的各路流言蜚语，莫言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他通过个人微博进行辟谣：“本人郑重声明：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我对造谣者深恶痛绝，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并对蒙受不白之冤的马悦然先生深表歉意。”

　　瑞典的政治清廉、社会平等和富裕程度在当代世界各国中位居最高水平，不论是身为大学教授还是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都拥有令人尊敬的声望地位，他不可能愚蠢到像中国老人那般爱钱如命，而后把财富留给子女，确保自家香火千秋万代。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固然不可能完美无缺，但作为评委的道德威望却是不可动摇的，遑论莫言和中国政府，就算是瑞典国王和政府国会也未必能够左右其意见。不可否认，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三部被译为瑞典语的小说均由汉学家陈安娜所翻译，马悦然只是翻译了一些短篇小说，这也是他作为一名瑞典汉学家的本职工作，马悦然及夫人跟莫言的确是熟悉的朋友。面对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对深受“潜规则”之害的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成员马悦然通过给莫言授奖以此“靠山吃山”便理所当然。相比之下，瑞典人对国家文学院院士持有一种充分信任的立场，原因是瑞典的社会制度和学术风气使得国民对本国的教授和院士充满信任和爱戴。这一点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形成极大反差，因为中国绝大部分学者教授靠正常工资收入完全无法过上体面生活，于是他们到社会上兼职干项目甚至滥用教职做龌龊勾当，以至于网民们戏称教授专家为“叫兽”“砖家”。

　　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在世界上的特殊性，必定使得中国作家在世界上享有特殊待遇，从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作家几乎到了无需用艺术想象来进行创作文学的地步，他们只要用亲身经历讲述苦难故事即可。事实上，包括中国人和中国政府都在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殊性，正是这种所谓的“特殊性”赋予了中国以东方主义的神秘异味，让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产生了特殊的解读方式。质疑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自由派和政治异议人士，他们显然没有从莫言小说的维度去看待莫言获奖。在西方人和瑞典国家文学院院士们看来，莫言的小说让他们感到一个充满苦难与荒诞不经的奇异国度，授予莫言文学奖不光是对一个讲故事者的礼赞，更多的是对故事中发生的人与事进行缅怀与祭奠。

 

2、对莫言诉诸道德诉求的质疑

　　当前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前所未有的激烈复杂，尽管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但贫富差距和分配失衡带来的是全新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复杂程度甚至超出执政者的政治治理能力范围，只有采取“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政策来保障权力的稳定延续，其结果是使矛盾一步步激化，更加加大了社会不满所带来的动荡压力。另外，在电子信息化和经贸全球化的强大动力下，每个普通人都一下子站在了世界地平线上，不论他们的社会发展处于何种程度，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无不处于与世界同步的共震状态，这便是消费主义与商品经济诱惑力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化。然而，中国当下的社会制度却没有为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相反，当权者依然在背离世界历史潮流的老路上进行最后的挣扎。

　　在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和中产阶级尚未成熟壮大的历史状态下，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自然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可是，中国的社会精英没有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遭遇了“去精英化”的世界性潮流，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没有大作为的精英阶层，自然毫无尊严威信可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无异于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奸商娼妓，以致他们的袖手沉默都是一种犯罪，何况他们常常成为流氓政权的帮凶，不是粉饰太平就是歌功颂德。莫言持有“文学无用论”（1）的说法完全符合中国文学的现实地位，它实际上是“文人无用论”的延伸。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遭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普遍批评，根源是在他的小说作品之外，莫言是个不折不扣的体制势力的附庸者。怪不得政治异议艺术家*向法新社说：“莫言会一直站在权力那边，他没有一点个性。”如果抛开莫言的小说文本，瑞典人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体制内作家莫言，无疑是在帮助中共政权进行合法化宣传，这也符合中国领导人近年来一再强调的文化战略建设和国家形象推广。《环球时报》在2012年12月11日名为《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的社评中指出：“中国对西方的落后几乎是全面的，这一点是中国人就知道。但中国这三十几年发展得最快，震动了整个世界，这一点中国人如今也知道了。中国人不可能不去想，我们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是不是在西方的道路之外，真的有一条值得中国人自己摸索并且自信的发展道路呢？” 社论还特别表扬了莫言应对西方媒体追问中国“言论自由”时的巧妙态度，并一再强调，通过莫言获得世界性文学大奖证明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文化成就。

　　《环球时报》的社论完全折射出自由派的顾虑之所在。长期以来，亲西方的自由主义一直批评政府权力对经济、思想、文化的干预导致了社会创造力的萎缩，所以不可能诞生出大师人才。莫言获诺奖无疑打破了这一迷信说法，使得执政党对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更加自信起来，这让强调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的亲西方学者们感到恼火不已，他们认为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成效是以廉价劳力与生态能源为发展代价，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没有创造盈余，没有诞生世界级的学术文化大师便是对半个世纪来中国文化发展乏力的证据。现在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自由派的言论在官方看来便“不攻自破”。另外，在中国官方和民间社会的认知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奖项，对获奖者的作品和人格都有严格的要求。殊不知，授予用方块字写作的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瑞典人不得不采取酌情处理。

　　对莫言的批评，自由派人士不是基于莫言文学的小说文本，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化人格和伦理精神，这种求全责备的道德审判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强权社会里是一种极不宽容的要求。西方人和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认知，完全基于他的小说文本。作为一名作家，不可能与他所生活的政治制度进行彻底隔绝和彻底对抗，否则，作家就会生命不保，更不会出现他们的文学作品。因此，不难理解瑞典文学院院士们为什么会把手中的郑重一票投给了莫言。在投票前，不同作者的提名者必须展开讨论的正常程序，莫言的获奖代表了瑞典汉学家们取得了这一场辩论的胜利。他那被人熟知的《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和《蛙》，从一个现代民主社会读者的立场来看，那些故事里的政治荒唐程度完全超出了通常虚构的魔幻小说，正如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颁奖致辞中所说：“莫言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他以无比生动的语言描绘他所熟悉的与饥饿相关的故事，中国人在20世纪的疾苦从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男女、虐待狂、匪徒们，特别是那些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叙说了一个没有正义、真理、怜悯的世界，哪里充满着野蛮、绝望和荒唐可笑。”

 

3、可怜可恨而又可敬的文学怪胎

　　一个被强权恐惧所主宰的国度里，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日常人格出现分裂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不然，他们的良知会将他们推向牢狱和坟墓。独裁者的存在合法性不是民众的意愿，而是他们集体恐惧。中国作家善于借古说今、夸张魔幻、朦胧委婉，这是严酷的“文字狱”造成的一种扭曲的文学性格，在这一点上，莫言与他的同乡蒲松龄殊途同归。对苦难的体验，对专制的痛恨，对世故的洞察，对现实的无奈，在这些方面，莫言显然不低于任何人，这些迫使他必须在文学创作上要避开政治的现实锋芒，而在日常生活中则要保持一种毕恭毕敬的顺民姿态。

莫言走上文学道路不是一种从容的自觉选择，只是他在挣脱中国社会城乡两极分化制度所带来的不公时的一种抗争，不然，他至今仍像大部分中国农民那样，成为到处流落的高龄农民工，如果他生活在一个经济发达地区，他可能还要遭受被强拆或者被强行征地的厄运，丧失世代为农的乡土家园。莫言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五十年代，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曾经因饥饿难忍而吞食炭灰；是中国军队救了他，是军队教他学会了写作，也是在军队的文艺团体里他逐渐学会了欣赏艺术。不要忘记了，莫言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在他的讲述背后藏着无数情节离奇的故事，现实生活的怪诞神奇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阅读世界名著改变了莫言的一生，使他从中发现自己亲生经历的和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文学创作的故事素材，包括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同样坎坷曲折与传奇荒诞互相交错。

　　莫言经过四次努力才光荣入伍，踏上他当时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征途，军旅生活才使他有机会补习文化课，可以接触到世界名著。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这是莫言进一步抗击命运的唯一出路，这一点恐怕没有路遥的《人生》描述得更为透彻。莫言进入部队不久，就面临着“哪来的回哪里”的退伍命运，他的军旅生涯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历经翻天覆地大变化的时代。上个世纪八十年初，中国历史走向了一个尽头，改革开放不是主动的政治选择，而是制度失败的无奈之举。在新时代的萌发阶段，一切百废待兴，它对年轻人而言，远远没有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成名立业的机会，“作家梦”几乎成为一代青年自由展现青春才华的唯一通道，也是由长期的性压抑编织起来的浪漫风情。换言之，只有文学这种低成本的艺术手段，才能营造一个人人都可能抵达的“作家梦”的美好风景，它其实重构了一个科举年代的古老故事，只需识得几千汉字就能写作，几乎不存在地区、身份、学历之区别。可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期货”。

　　由于发表过几篇文章，莫言获得了进入大学的通行证，由此可见，“文学热”年代充满诸多意外奇迹。以莫言当时的小学文化程度，别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连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资格都不具备。就读文学系的机会，为莫言最终走向文学大道开启了大门。莫言一路走来非常不易，他不可能在现实中有所冒险，而只能像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机会主义者，做人做事都要处处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意味着他个人的种种努力将前功尽弃。他对“解放军”这个概念之所以充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反应，一方面是由于部队使他有机会改变个人命运，成为文化名人和作协领导，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部队是封建主义和现有体制的核心堡垒，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威慑作用下，制造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89年血幕事件等众多民族苦难，而且这一切远未结束。作为一个具有坎坷人生经历和大量世界名著阅读量的底层作家，莫言显然心如明镜，但这不意味着他有勇气成为历史炮灰，相反，他在机会主义生存道路上步步为营，而文学创作的天马行空，无疑成了他释放日常生活处处小心的紧张压力的通道。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讲故事”演讲里提到，他的童年总担心自己的母亲在他们不在家时偷偷自杀，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惧阴影不是莫言一人所有，几乎是中国人不幸的精神遗传，“要死不要活”成为中国母亲们的一种性格化的厌世情绪。可见，莫言的奋斗精神来自母亲坚强和勇敢的生命启示，“如何活下去”和“更好活下去”成为莫言一生的主题，正是来自现实的不公和政治的恐惧，使莫言成为一个通过文学表达的作家。

　　莫言不管在德国法兰克福演讲还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讲述人生，他都始终保持着滴水不漏的严谨状态，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位充满感性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莫言的这种种表现，便是中国作家的可怜可恨之处，不论他们的笔下多么妙趣横生，可在现实的公众场合中，他们始终摆着一副新闻发言人的脸孔。莫言很会讲故事，语言和表情都很真实，那种滴水不漏的圆滑老到更令人折服，当人们质问他手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时，他表示不后悔。这是莫言这一代文化人的共同悲剧，他们只能最大程度地游离于体制内外，不可能成为极权时代的终结者。换言之，中国社会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捍卫正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整个社会千真万确处于“正不压邪”的可悲状态，人人渴望救世主英雄的出现，但没有人愿意成为历史自觉的出头力量。像*、*、余杰等异议人士，他们实际上是当政者挖掘出来的敌人，而且这些人即使面对惨无人道的暴力迫害仍旧坚持非暴力立场，其他文化人就更别提了。中国文化人坚持非暴力路线源于明哲保身的思想苟且，同时注定了他们永远无法摆脱暴力压迫。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在他家乡高密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呼吁当局尽快释放曾获诺贝尔奖的异议人士*。作为*的同年人，莫言在接受采访中提到他在80年代曾经读过*的文章，但在*参与政治活动后便没有再交往，也不了解*的政治活动。为此，莫言希望*能尽早健康地获得自由，继续研究社会体制等题材。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女士用委婉方式形容莫言，说莫言“他是用幽默在救自己”，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那么多约束的环境里，有的人选择用愤怒，有的人选择用抗议，有的人用沉默，而莫言是一个用幽默去跟那个社会相处的人。

　　莫言比起那些悲剧式机会主义中国文人来说是极为幸运的，因为他们通常会为自己轮不上做奴隶而感到悲伤不已，而莫言用文学讲述了中国人的苦难和荒诞并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荣誉。尽管莫言没有成为人们期待的道德圣人，他只是一名把苦难化作神奇故事的作家，他的内心中始终存在一个“要死不要活”的母亲的影子。《丰乳肥臀》活生生地剖开了中国当代史，一位瑞典传教士留下的生命种子演绎了中国百年的苦难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梦魇般的故事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命构成的荒诞悲剧。这些足以证明莫言不是那种麻木不仁或者恶贯满盈的极权献媚者，他能够脱颖而出不光是因为他的文学才情，还有他热爱生活的执着精神，否则他就不可能在获奖后依然照常写书、正常当官、平常生活。

　　历史总有不堪回首的一面，现实总有无可奈何的窘境。每个热爱生活的人首先要实现自救，而不是渴望救世主的出现，更不能牺牲他人充当炮灰祭品。也许，莫言的过失恰恰在于他无法保持沉默，除了用荒诞的文字进行表达，他还被迫在各种场合进行表演，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仍旧被迫不断表态。换言之，莫言的可怜可恨只是整个社会悲哀的一个缩影而已。

 

注释引用：

（1）       香港《东方日报》12月14日文章原题《有用处未必有好处》指出：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后，出席主办机构所设晚宴发表演说：“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甚么用处，但是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没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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