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到尽头（转自牛博山寨）

自去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数据令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们感到失望。汇丰9月份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7.9，显示出中国制造业连续11个月恶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八月份工业经济增长速度为三年以来最慢的一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业行业利润下降了6.2％。

10月初亚洲开发银行下调了该行对2012年中国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测，从四月份预测的8.5％下调至7.7％。同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下调了他们的预测，将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调整为7.7％和7.8％。似乎现在已经不再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会以10％的速度增长。然而，两年前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10%的速度却毋庸置疑。

这样的改变是注定已久了的事。就像当初中国经济进入了封闭式的高速公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制度息息相关。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制定都是为政治利益服务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按照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目标进行的，后来为了掩盖国内权贵与民众日益激化的利益冲突与和矛盾，又加上了“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围绕这样的政治原则而制定的。因此，自经济改革开始，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来年里，当局就把经济的高速增长放在第一位。通过大量的出口，大量的投资使得经济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快速增长。但是到了现在，无论是出口，还是投资都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了。

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中国的贸易政策和长期人民币低汇率紧密相关。高投资率却与极端低廉的实际利率有着直接的联系。2003年至2011年间，中国的平均实际存款利率几乎为零。低利率使得资本金错配，这意味着任何人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实际上都是无偿的。然而，在中国的大部分贷款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在过去的十来年中，也借贷给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这些年来，如此低廉的利息实际上把巨额储蓄存款有效地、无偿地转移给了政府和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这种零利率政策自动地迫使中国广大的储户们为国家银行贷款提供补贴。将广大民众的存款无偿地投放到企业和政府，掠夺了人民大众的资产。通过这种借贷过程，各级政府，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从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一直居高不下。几年来，房屋价格几乎每年上升10％，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公司取得了巨大的利润。许多最富有的中国人都与房地产行业相关。靠卖地，地方政府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土地销售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0％至50％。地方政府乐于见房价高涨，这样他们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土地。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房价已经翻了一倍多。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富有的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公司老总，他们往往拥有多套房屋，因此从飞涨的房价中获利。中国家庭财务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相当于中国85％的家庭资产。另一方面，穷人要买上第一套房子，却不得不费尽一生的积蓄，结果还得背上沉重的贷款，成为 “房奴”。

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货币低估，高投资，低利率，高房价等等，都是以消费为代价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宏观政策，要通过消费增长来支持GDP的持续增长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由于房屋价格节节上涨，需要住房的人用尽毕生积蓄购买房屋。许多人每月的大部分收入都被用来支付抵押贷款，可用于消费的钱所剩无几。因此，随着房地产泡沫的不断增长，“房奴”和“将要成为房奴”的人们的消费能力就会继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诠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进一步恶化。

有人认为，剔除教育支出，医疗保险，养老这三座大山带来的被动储蓄的因子之外，中国的低消费是由于中国人习近平惯于储蓄，但这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的家庭财务状况》调查报告，75％的中国的储蓄来自10%的人口。大约有一半的中国人口只有非常少的或者是根本没有积蓄。如果大多数的人没有什么积蓄，他们的收入就只会用在日用品上而没有足够的钱用来消费。这才是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出口和投资不能继续支持中国的GDP高增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减弱。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的需求已大大削弱，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增速也大为减缓。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从2000年至2007年的 20％下降到2011年的8.8%。今年七月和八月的环比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分别为1.0％和2.7％。除了全球需求降低的因素外，亚洲新兴经济体生产了越来越多低成本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取代了中国的出口产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人民币低估造成了国际贸易价格的扭曲，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得以低价出售推高了中国的出口数量。然而，迫于国际压力，近两年人民币汇率上调使得中国商品失去了其长期依赖低估汇价所带来的价格优势。

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增加了中国商品的成本。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劳动力充裕已经不再是中国特色。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的劳动人口每年减少约300万。国内工资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而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出口成本，削弱了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政府盲目追求高GDP增长速度，在实际利率几乎为零的政策驱使下，投资持续大幅增长了十多年。结果，中国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5.1％上升到2011年的48.4％。相比之下，与此同时，全球的投资均呈下降趋势。在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德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5％至29％的范围内。

十多年来的高度资本投资使得中国工业大部分的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产业和信息发展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许多工业部门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例如，中国的粗钢产能目前是九亿吨，比2008年上涨了三亿吨。根据发改委的统计，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高达一亿六千万吨。2012年的头7个月里，钢铁行业有33.8%的公司亏损。如果没有来源于钢铁行业以外的投资收入，那么，整个钢铁行业是赔钱的。尽管钢铁企业知道根本无法销售掉所生产的产品，但他们仍然几乎以满负荷（95％）地生产。因为钢铁产量占约中国GDP的8％，减少钢铁生产将直接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这是当权者经济政策失败的一个标志。因此，各地政府都不希望减少钢铁的产量。

中国的太阳能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最为严重。根据安德鲁•麦奇洛的中国及全球工业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研究报告，大量的补贴和国家干预使得中国的太阳能电源板和系统的产能过剩，产能已达到中国国内市场总需求的20倍以上，并接近全球总需求的2倍。无怪乎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的太阳能公司，如天合光能，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股的下跌超过了80％。

纵观中国的制造业、采矿业、铝、铁矿石、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都相当严重。继续大量的投资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以及资源的浪费，对平衡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今后几年中国的投资增长率会比过去低，无从引导GDP的增长。

在过去几年里，房地产业的投资不断飙升。201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约占GDP的13％，并带动了相关行业。因此，房地产泡沫对中国GDP的高增长统计数字有相当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例如，鄂尔多斯鬼城、鬼楼。然而，房价高涨和房屋高空置率并存，表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30比1的房价与收入的比率，房价如此之高，中国的普通百姓是买不起房的。另一方面，约30％的空置率表明中国房屋市场的供需极度不平衡。这种扭曲的供求关系与国内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及长期的低利率有着直接关系。由于住房需求的萎缩，许多土地开发商已在撤离房地产行业。这不仅将会带来投资的减少，导致更多的失业，也会减少对建筑材料钢铁、铝和其他相关产业的需求。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将因此受到影响。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地方政府通过大量的卖地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现在，房地产业的萎缩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现金流。

现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有三大重点，处理不好，将成三大隐患，只有及早清除隐患，才能避免踏入中产收入阶层陷阱。

中国目前存在大量隐性债务，影子银行充斥，业界普遍担忧被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以及后期项目的能力。在城投债、房地产信托、企业债集中兑付的2011、2012年，违约现象并未大规模发生，一切担心似乎只是杞人忧天。于是，在18大会议上，央行与银监会主席一致表示了对金融稳定的信心，并表示影子银行可控。宏观数据企稳，而实体企业负债率、库存上升，这不是好信号，有可能成为债务注水、信用失控的前兆。应该警惕藏在冰山下的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与企业负债。如果不对债券与信托市场建立严厉的信用惩罚体制，目前金融领域的歌舞声平将被未来的爆炸声取代，中国的债市与信托市场有可能走入股票市场一样熊长牛短、不被投资者信任的泥潭。

A股市场一度让人欣喜，无论是融资规模和换手率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许多企业、个人借助股票市场实现了资产与营收规模的大幅上升，但在短牛之后便陷入长期熊市，投资者把股票市场斥为圈钱市，抱着赌博的心态参与股票发行的打新利益链条。股票市场推出的初衷具有投机色彩，为了缓解银行居高不下的坏帐，让大批低效却不能倒的企业找到新的低成本的融资场所。股票市场推出之初被视为一场抢蛋糕的游戏，没有人真正在意在股票市场建立严格的信用体制。现在，尝到了苦果，毁坏信用只需要十年的时间，而建立信用有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银行通过这两年高达两位数的净利润消化未来可能产生的不良贷款，但社会整体信用风险仍在上升。

目前中国央行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更注重社会融资规模。根据中国央行11月12日公布的数据，截至10月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较上年同期增加14.1%，增速低于9月底的14.8%。截至10月底，M2货币供应量增速低于此前接受道琼斯通讯社调查的11位经济学家给出的预期中值14.5%。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5052亿元，创出13个月新低。与此相应，10月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29万亿元，其中信托及企业债占比超过34%，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将来必然超过间接融资成为主流融资方式。

债券、信托、期货均需要大发展，但要追问的是，债券市场与信托市场的规模扩张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金融行业持续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让地方政府找到新的融资渠道，为换届后的地方官员政绩添一把火；是让企业找到新的低息融资成本度过眼前危机进一步扩张规模，还是寻找到高效而诚信的企业，让这些企业家成为未来的经济支柱，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很遗憾，在所有的金融改革中，并未强调信用建设。鄂尔多斯等地民间金融链条的崩溃显示高利贷风险，一些担保机构与小型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大规模的违约没有发生，有可能基于地方政府的隐性信用担保。事实上，信托提前清盘的不少，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初到10月底，约有50只房地产信托提前清盘，虽然占比并不高，但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功莫大焉。

短融券也是如此，11月7日，4亿元新中基短期融资券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如期兑付，该公司负债率高达251.29%，地方政府托盘并不奇怪，今年山东海龙、江西赛维等短融券、以往云南城投债均如法炮制。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债券市场，意味着中国债券市场的市场信用体系无法建立，因此也不可能准确定价，地方政府将竭尽全力保证本地债券如期兑付，未来的市场风险也就成为财政风险，投资者冲着政府信用进入金融市场，他们写下了“风险自担”的承诺，却根本不相信地方政府会违约。一旦发生大面积违约，将比股票市场走入谷底更加可怕。

无论是地方金融改革，还是债券等市场，信用体系都是第一位的，否则，金融市场会变成数据骗子与短期投机家、追求政绩的冒险家的乐园。美国的财政悬崖可以通过美元铸币税转嫁给全球，人民币一旦出现财政悬崖，无处转嫁，只能转嫁给本国人民。

杜绝剥夺农民利益、制造廉价劳动力、以扩大城市土地面积为主的伪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制造新的贫民是城市化之耻。目前新一轮城市化中农民上楼运动方兴未艾，土地作为目前中国增值最快的资产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将农民土地转为国有在商品化开发之后谋求暴利。新一轮对农民的土地剥夺催肥了地方财政。据周天勇的估算，从改革开放以来，低价征用制度，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大约在15万亿人民币左右，而卖地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形成4000万失地、失保和失业农民，大城市郊区农民的高补贴只是特例。

另一方面，农民工朋友上半截在城市，下半截在农村，他们在城市出卖劳动力之后，必须回到农村寻求土地收入保障，只实现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中低端就业市场的对接，而未完成包括就业、福利、教育在内的全部衔接。这些常住人口上半身在城市，根基依然在乡村，中国城市化是“半城市化”。中国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长足进展，原因之一是在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获得“掠夺性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因为“掠夺性红利”，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业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

户籍制度是羁绊中国城市化的绊马索，不仅绊住了中国的生产效率，还浪费了资源，抑制了本应随城市化而来的消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末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城市化过程如果不幸沦落为新圈地运动，有可能造成城市赤贫阶层，向城市输送源源不断的无消费能力与专门技术的低端产业工人。健康的城市化过程，会在土地流转与工业化的过程中，通过土地财富的再分配，造就一批拥有基本消费能力的中产收入阶层。当农民得到土地权证，并且这份权证足以让他们以中产阶层的身份进入工业化时代，当领导人敦促农民不要轻易出售土地证以获得最丰厚的土地溢价时，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培养中国最急需的中产收入阶层与中高端技术工人。城市化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用30年完成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城市化进程，而以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率则要低得多。据《21世纪报道》披露，根据2010年的数据，200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34.8%，户籍人口城市化率25%。十年时间，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12.2%、达到4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增加1个百分点，只有26%。重庆直辖以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1%提高到5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从19.5%提高到29%，二者差距从11.5个百分点扩大到2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市化率可能虚增了20%的比例，这20%潜藏着无数被认为是城市居民的半城市化边缘人群。

十八大报告强调了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可获得相对公平的土地收益，未来随着基本保障体制的完善，随着跟随终身可以流转的福利体制的建成，相信中国的户籍改革从小城镇到大城市将逐步放松，最终取消。城市化将立足大都市圈，提高城市的效率，在单位土地上创造更多的财富。在发源于秦代的户籍制度取消后，中国才能真正立足于现代城市化国家之列。

技术的创新源于教育的创新，创新是一种思维，是一种体制，而不是口号与优惠政策。在如下的体制中，创新成为可能：容许各色人等独立思考，有最快的讯息足够他们做出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允许创业者试错，鼓励市场理性选择，杜绝千人一面、万马齐喑。在这样的体制中，中国企业家的狼性、中国劳动力的敬业，才能成为优势。

全球都在强调创新，奥巴马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提出改变美国的硬件环境，在25年内要让高铁覆盖全美80%领土，未来5年要使得高速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拓展到98%，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融入到现在的数码时代。到2035年，清洁能源将提供美国80％的电力。如果中国信息网络四通信达，信息接受速度却慢如蜗牛，如果中国的股票投资者被迫成为风投家，为大话炎炎的冒险家支付成本，如果银行成为高科技企业的出纳，那些亏损者高举不恰当的虎皮当作大旗，那么，中国的创新只能停留在模仿阶段。

这是一场教育理念的比拼，也是一场游戏规则的比拼。从小学开始的应试教育，让孩子们成为记忆机器，而不是有创造力的独立个体。在人文教育中，学生没有感受到人文的优美，养成良好的教养，反而在枯燥的背诵中人格撕裂;另一方面，在逻辑训练中，学生成为作业机器，他们很少体会到思考的乐趣，与问题的复杂性。除了重大基础工程之外，企业创新需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对真正创新企业的识别，这些识别最好让市场来完成，由风险投资与基金会来挑选。

任何优惠政策都只能培育出热衷于享受优惠的投机份子，有多少企业顶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帽子获得补贴和税收优惠？2010年8月，科技部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至少有五成已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靠虚假材料“操作”上去，以享受极为优惠的税收减免。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8年4月14日共同出台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不论高新区内外），其企业所得税可在三年内从25%减为15%。《新世纪》周刊报道，政策落定，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代办机构一夜暴增。其中北京的代办机构与个人达到两三百家，为全国之最；长三角及珠三角次之，每个地区也有上百家之多。海南省因对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再给予50万元的创新经费支持，亦成为中介的抢滩之地。不宁如是，在政府高科技项目筛选中，近亲繁殖、同一师门互相挑选成为普遍现象。

好的企业家、科学家随时都有创新意识。在管理上的改进、在组织结构上的调整等等，都是创新之一种，不必好大喜功，非要达到世界一流，在重大科研领域，我国除了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的青蒿素、高铁风洞等技术之外，乏善可陈。相反，在智能制造时代，只要相信市场，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中国企业仍在无数的经营、管理、技术发明、工艺流程的创新空间。无数的民企、无数的投资家在进行选择，政府可稳做钓鱼台，成果出现后，政府的优惠政策也就顺理成章。

中国不缺三星公司的狼性，却缺乏这些大企业所拥有的自由经营权;中国不缺Mark Zuckerberg这样的创业家，却缺乏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平台——无论是苹果还是Facebook，体现的是资源的整合能力，体现的是创新精神，而个体的创新精神恰恰是中国目前体制最匮乏的。我们鼓励创新，但教育体制、优惠体制、举国体制却在时时刻刻抑制创新。……

 

原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297322.html